中国有13亿人口，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现今的人口数早已突破13亿，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期，人口问题与社会问题叠加，社会治理更是矛盾重重，如若不能及时破解社会治理难题，不可避免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更多问题。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善用群众智慧、创新社会管理不失为很好的选择。

利用法治约束，以法治增强社会治理保障力。管子有云：“法者，天下之程式也。”社会的运行发展，政商活动、人际交往无不需要法律约束。法律这种强制性的外在约束形式给了社会活动以规范，也给了社会治理以标准。从最初简陋的十二铜表法到现今愈发完善的法治体系，无不体现出管理者对于法律约束这一规则途径的认同。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更是我国一直以来不竭的追求。运用好法治这一社会治理的方式，既需要完善的立法，也需要对法律的一颗敬畏的心，更需要每一位执法者最真切的践行。

利用德治化人，以德治增添社会治理助力。法律解决公平问题，道德才能解决正义问题。法律是外在的，道德是内在的;法律是制定的，道德是养成的;法律是阶段的，道德是永恒的。社会成员并不仅仅是因为畏惧法律的惩罚而守法，许多情况下人们都是因为遵从内心的道德法则而守法。良好的道德观念可以形成守法的自律心态，从而起到比法律的他律作用更强的、无时不在的约束力。从而使“善良”“正义”“亲情”“友爱”等人之善行内化于心，外践于行。

利用自治创新，以自治带动社会治理活力。自治就是要变被动为主动，利用人口优势，发挥基层居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热情。从我国目前的发展实践来看，在社会管理方面政府包揽依然存在于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大包大揽，管的过宽，大量事务和矛盾实际上都汇集到政府身上，一方面会给政府带来极大压力，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会的自我调节，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而政府权力的集中带来权利的膨胀也必定会让市场、法律、文化等社会治理的其他手段无用武之地。长远看，这对于社会治理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发挥自治作用，对于现今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尤为重要。

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计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过于强硬或是过分自由都不利于社会的治理发展。唯有三治合一，刚柔并济，真正做好政府工作放管服，才能实现社会治理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