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既是发展问题，也是民生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把环境保护作为惠及当代、造福子孙的重大战略和民生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为了给子孙后代营造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的的美好明天，中央再次明确了“环境民生”这一红线和底线，告诉我们加快经济发展既不能撞红线也不能出底线。

把环境问题上升到民生高度既是基于对当前环境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深刻认识，也是对群众生活质量和发展权益环境的又一保证。然而，令人唏嘘的是，环保部门确成为了目前我国最尴尬的部门。从近年来浙江温州群众“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到“悬赏游泳”，拿环保局长“开涮”流行网络这一事件来看，环保部门几乎已经成为了社会情绪的出气筒。从目前中国治污发展阶段来看，治污重任不仅是环保部门一家之责，舆论一味拷问环保部门确实有失公允。

可以说，环保部门的尴尬其实是“环保让位于GDP”的尴尬;虽然中央已经主动调低GDP增速目标，主动为转方式、调结构留出了更大空间和余地，但是各个地方政府依然摆脱不了“以GDP增长论英雄”的紧箍咒，导致一些地方在转型发展、环境保护中做“虚功”，甚至出现了为了所谓的政绩“账面”好看，与当地企业沆瀣一气，成为了企业黑色发展的保护伞的极端案例。在此情况之下，如果还是一厢情愿地让环保部门承担所有责任，会导致环境保护走向另一个极端，不仅无法保护环境，可能还会导致环保部门权力膨胀、扼杀市场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

同时，也是对应制度设计的尴尬;我国现行环保制度设计职责重叠，让环保护“九龙治水”成为一种积习;职责定位和执行现实的错位，让环保部门面临着“看得见管不到”、“有问题治不了”的窘境。同时，顶层制度设计对环保部门的授权属于末端治理而非源头根治。在实践中，环保部门很少能够有效参与前端决策，使其环境保护的功效更像是一种“哪里起火哪里救火”的消防式末端治理。更为重要的是，在现有管理体制下，环保部门作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门，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大局，导致污染的产生与治理，并非由地方环保部门全权授权，而是很大程度上由当地政府首脑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做的抉择。”所以环保部门实际上承担了本该由当地居民、企业和政府一起承担的治污责任，因此将环保责任一味推诿给环保部门确实有失偏颇。

从根源来看，更是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尴尬;可以说，近期我国频发的环境污染事件是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付出的沉重环境代价。我国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导致“高排放、高污染、高耗能”沉疴难治，而以煤、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更是雪上加霜，加剧了这一矛盾。我们应该清楚，30多年粗放式发展方式积累下来的环境问题，已经进入了高强度频发阶段。如果不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转变能源结构，改变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要想整治环境问题无异于痴人说梦。

环境问题既是生态、经济问题，更是民生问题。只靠环保部门这一“哪儿起火哪儿灭火”的消防式末端防治修复实难取得持久良效。要想真正化解其尴尬地位，做到保障和改善民生，就需走出“环保让位于GDP”的怪圈，改变现行的供养体制，扭转其家庭“老幺”式的社会地位;通过中央完善顶层设计，赋予环保部门更多的执法权力，让环保部门更多地参与前端决策;同时，更需关口前移，从根源入手，建立起与当地环境容量、资源禀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唯有如此，我国才能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历史轮回，步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