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拐点即在坐标上改变曲线向上或向下方向的点，直观地说就是人口(或人口红利)增加或减少的交接点。

人口红利拐点，目前没有明确的科学定义。一般理解意义上，可以认为人口红利拐点指一个社会人口结构中，劳动人口增长率低于非劳动人口(特别是退休劳动人口)增长率的时候。这是可以通过统计得出来的结果，但是这个以增长率为基础的判断显得相对狭隘。因为人口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或者财富增加)红利是更加不确定，难以预测和统计的。如果政策和经济的配合与发展得当，当劳动人口增长率已经低于非劳动人口增长率之后，人口红利仍然是可能持续的。在这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口红利拐点也可以被认为是，由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由于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从而影响到了经济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降低)，并且明显受到人口红利因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担的影响的时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这是对新时代人口发展特征的深刻概括。我们必须正视新情况、分析新问题、应对新挑战，所以我们要把握人口拐点，掌握养老经济命脉。

处理好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关系，努力实现适度的生育水平。长期以来，人口众多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近14亿的人口总量，对于尚不发达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来说还是过于庞大。人口规模如能适当少一些，人均资源占有量就会提高一些。从长远趋势看，我国人口总量将趋于下降，但规模和结构是一对矛盾，总量下降宜缓不宜快。如果规模降得太快，老龄化就会太快，抚养比也会很高，就会削弱经济社会活力，加重经济社会负担。只有让规模变动平缓一些，才能确保结构问题处在可控范围内。因此，努力实现适度的生育水平是未来一个时期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应该认识到，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当然要有一定的人口规模。人口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当前，我国的生育水平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必须引起足够重视，采取积极、稳妥的措施，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2013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但总量仍很庞大。目前有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9.9亿，预计2030年有9.5亿，2050年还有8.2亿，而且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较高。未来三五十年，我国劳动力资源总量仍然比较充裕，人力资源基础仍然雄厚。当前西方七国集团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约为4.8亿，但经济总量是我国的3倍，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7倍多。可见，我国并不缺劳动力数量，缺的是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和结构性短缺并存，反映出人口素质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不匹配。一边是“用工荒”，高技能工人短缺;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在低生育水平下，我国不能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转向主要依靠劳动力质量驱动经济发展。我们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本强国。

把全面两孩政策落到实处。目前，影响生育行为的主要不是生育政策，而是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政策。群众普遍反映，生出来的孩子没有人带，养孩子的成本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的要求。一要补短板，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儿机构，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二要抓重点，落实各项福利待遇，落实个人所得税减免扣除，落实计划生育免费服务，将计划生育奖励假、配偶陪产假纳入生育保险。三要强弱项，保障女性就业权益，支持其职业发展，探索建立育儿期的弹性工作制，促进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平衡。低生育率的深层原因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人口流动性的提高、避孕方法的普及、生活方式的变迁、生育观念和养育模式的变化等。解决不愿生、不敢生的难题绝非易事，必须下大力气，制定出台符合国情的家庭政策，构建性别平等、儿童优先、老年幸福、代际和谐的家庭友好型社会。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人口拐点已经临近，我们要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加强人口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有针对性地制定人口相关战略和政策，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赢得发展养老经济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