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杂志 3月 23日发表的一篇标题为《打击炮制伪科学的假论文工厂》的文章引发关注。该文章披露说，《自然》的统计分析表明，2020年 1月至今，一些科学期刊撤回了 370篇与论文工厂存在关联的稿件，并预计还会有更多类似撤稿。

果不其然，“大多数问题论文，来自中国，特别是医院 机构”，“《自然》杂志发现，自 2020年年初以来，中国医院又有 197篇作者的论文被撤稿”。这里所谓“又有”， 其实早可称为“叒有”，说“叕有”也不为过，其所指正是已经屡次三番被曝光的论文造假丑闻。论文造假，在最近一些年里似乎成了学界顽症。更可怕的是，一些参与或涉嫌参与论文造假者，在造假丑闻被曝光后，可在“葫芦案”里脱身而退，毫发不损，甚或声名益彰，更上层楼。这些案例的示范效应，或许就是论文造假屡有效尤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还在于，如此数量的论文造假屡屡被曝光于国际期刊，国内类似期刊却“岁月静好”。对这种反差，人们不知 道是该喜还是该忧。论文造假造到国际上去，造假者所凭借的当然不只是胆量，更有成本—收益的预期：一旦得手，名利双收乃至“叒收”“叕收”;即使失手，也不过自己抖抖 身子，他者帮着掸土，然后大可光鲜依然……这样的处理方法和处置方式，让一些人有恃无恐、变本加厉，污染败坏了学界风气。

对论文造假者处理不严、处置失当甚至为其遮掩开脱的做法，实际上是丧失是非观念甚至是颠倒是非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非的丧失和颠倒，是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出问题的必然结果，其后果之严重远大于造假个案。或者说，正是由于是非观出了问题，才有更多后来者如此效法。否则， 就没有办法解释论文造假者何以不减，更不要说绝迹。如果早些年被揭露出来的论文造假还可用不熟悉国际期刊的论 文通则来说事的话，那么，后来且数量更多的论文造假则没有任何可辩白的理由，造假者完全是明知故犯。

最近几个月，《欧洲医学和药理学科学评论》杂志曾一次性撤稿 163篇来自国内作者的论文。而在 2015年，国际科学期刊出版集团的 4批因涉嫌造假而撤稿的论文中，涉及国内作者的论文有 117篇之多。这么多论文，这么多作者， 被真正调查处置的有多少?难道处置论文造假比发明创造 还难吗?